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在春天每一个宜人的傍晚，小陈都会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去深圳中心公园。

菲比（Phoebe）和莎拉（Sarah）穿着一样的印花棉质连衣裙，她们手牵着手，像兴奋的小鸟一样在公园里奔跑，一直玩到太阳下山。

她们与公园里的其他中国孩子不同，她们是欧亚混血儿，其他孩子的父母偶尔会问她们的父亲是不是西方人。这是小陈所不愿意回答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同性恋母亲，她的孩子在中国法律中被视为不合法，小陈不愿意和陌生人在公园里讨论这件事情。

小陈通过体外受精怀孕，她在海外生下了这对双胞胎姐妹。中国对未婚女性通过人工生殖方式受孕有着严格的限制。

在中国进行试管受精要求具备结婚证、身份证以及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许可。

更复杂的是，这对双胞胎的生母并不是小陈，而是她的妻子温琪（Winky）。那位不知名的精子捐献者来自美国。

同性婚姻在中国既不合法，在文化上也不被大众所接受。即使深圳被视为中国开放的地区，小陈和温琪在这里也不被很多人接受。

她们想把菲比和莎拉送去日托托儿所，但她们还无法为这两个孩子拿到户口。户口决定了孩子获得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机会。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户口的做法已经过时。

没有户口，菲比和莎拉在中国就不是合法存在的。

中国出生率下降

尽管中国政府自2016年以来允许城市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以抵消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中国农村地区的父母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但中国的出生率已经降至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政府希望更多的婴儿出生，但菲比和莎拉却因有两个母亲而陷入了监管的夹缝之中。

“我们的社会仍由男性所主导，他们对女性权利没有足够的重视，” 小陈说。

尽管政府进行了干预，但中国的出生率仍然在下降。

新噩梦的开始

即使这对双胞胎姐妹能够进入日托托儿所，小陈也害怕她们会被歧视。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她们光是从自己的家庭那里就已经遭受了重重阻力。

被能够提供试管婴儿服务的公立医院拒绝之后，小陈和温琪在北京找到了一家不需要所有证明的私立医院，不过她们还是遭到了护士和医生的歧视。最终，小陈没能怀孕，她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大笔的钱。

2013年末，她们去了泰国。就在她们完成了准备工作的时候，她们被告知泰国政府突然禁止外国人在泰国做商业代孕，因为爆出了一对澳大利亚父母抛弃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代孕婴儿的丑闻。

几个月之后，她们得到消息可以再试一次。她们很快飞到曼谷，植入一个胚胎。但不幸的是，小陈感冒了，胚胎不够强壮，无法存活下来。第三次尝试，泰国医生植入了两个胚胎，她们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她们得到了一对双胞胎。

小陈和温琪后来去洛杉矶结婚。她们的双胞胎在美国一家医院里出生，两位母亲的名字写在孩子的出生证上。

这对双胞胎的出生拉近了小陈与自己的妈妈的距离，因为直到孩子出生前，小陈的妈妈还是不能接受她的性取向和伴侣关系。

“大家都认为这是故事的完美结局，但事实并非如此，” 小陈说。

这引发了另一场噩梦。

单身母亲需交罚款

由于孩子出生证上有两位母亲的名字，中国大使馆拒绝为这对双胞胎签发旅行证件，因为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

在朋友们和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小陈和温琪花了一大笔钱把这对双胞胎姐妹带回了中国。

2016年初，中国国务院悄悄发布了一项新规定，允许父母用出生证明或亲子鉴定在户口本上登记“不合法”的孩子。

但这一改变并不适用于在出生证上有两位母亲的孩子。

每个省份执行规定的方式各有不同。在一些地区，单身母亲须缴纳“社会抚养费”才能获得合法户口。

罚款金额可达各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三至六倍。

“每年我都向国家保险体系支付生育保险，但公立医院告诉我，我不能像其他已婚女性那样享受同等优惠，因为我是一个单身母亲，” 小陈说。

小陈和温琪多次的海外试管婴儿之旅已经花费了约26万元（约合54500澳元）。

小陈现在是一个全职母亲，她说自己的这个小家庭面临着经济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不过，她仍说“这完全值得”。

“我不能再等了”

美国冷冻卵子的费用约为8.5万元（约合17800澳元），试管婴儿的起价13.5万元（约合28300澳元）。这是中产阶级才能享有的特权。

上海初恩宝贝生殖咨询机构（TrueBaby Reproductive Advisory ）的首席执行官李林表示，在过去四年里，出国接受试管婴儿或冷冻卵子服务的中国女性人数每年增长10%。

“我们单身女性顾客年龄在30至42岁之间。她们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经济状况良好，” 他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修改法律，允许在中国接受这一医疗服务。

27岁的北京居民阿烂最近写信给全国人大代表，提议中国的所有精子库接受单身女性的申请。

她希望在三月份的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能够向中国的立法机关呈交她的提议。

她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希望为自己找到精子捐献者。

“我对婚姻不抱期望，但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不能再等了，” 阿烂说。

阿烂想找到一个人和她生孩子，但她不想结婚。

“我想通过自然方式怀孕，我想找到一个不想结婚但想要孩子的人，这样也能和我分担经济责任。”

目前，她已经找到了两个可能的人选。她希望明年生孩子，但同时她也在向律师咨询可能的风险。

“如果今天我们能有更多的选择，那么下一代将会获得更多的选择，” 阿烂说。

“到那时，会有一个声音骄傲地说，‘我妈妈为此而奋斗过’。”

保护“传统价值观”

阿烂不是第一个游说修改法律的人。

年轻女律师展滢滢写信给64位人大代表，呼吁他们允许未婚女性接受人工生殖治疗。

两年多来，展滢滢一直和其他几位女权活动人士就女性生育权利问题奔走。

2017年，人大代表戴海蓉呼吁修改计划生育法。

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说，对这个问题还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其网站上，他们对戴海蓉进行了回应，表示“对单身人士生育权通过法律进行许可，与我国传统价值、公序良俗不相符合。法律层面对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进行限制，也充分体现了对儿童权益的保障。”

冯媛是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联合发起人，该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冯媛表示，政策制定者们害怕做出改变。

“他们担心一旦单身女性获得生育自由的权利，会对当前的家庭结构、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以及当前的道德标准产生巨大的影响，” 冯媛说。

在低出生率的压力之下，冯媛相信政策制定者将来会放松限制，但仍会试图进行一定的控制。

对小陈来说，答案很简单。

"女性生育孩子的黄金年龄非常短，” 她说，“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并进行人工胚胎繁殖。”